当李嘉诚宣布他捐出身家的三分之一即480亿港元用作慈善事业前夕，重庆市慈善总会公布了上半年慈善排行榜。榜单上的名字，代表了一个新兴的商人群体——渝商。其实，早在几年前，人们便开始关注他们的崛起与发展，围绕财富数量的猜测从此没有停止过。而在猜测的背后，还有一个已经喊出喉咙的声音：他们需要承担和已经承担的社会责任，是否与财富相当？渝商与慈善事业，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庆富豪们的社会责任之核心内容。
渝商慈善多棱镜
邹蜜
两张榜拉开的序幕
榜，不是福布斯的榜。
榜，是胡润的榜。
一个英国青年打造了两张让中国内地富豪们又爱又恨的榜：富豪榜，慈善榜。两张榜互为比对，打破了中国富人们集体保持的沉默。
从2004年到2006年，国人对富豪们生活的关注从热情变得更热情。一些人关注他们的巨额财富，艳羡、目瞪口呆，或涎水欲流；另一些人关注的，则是他们对社会慈善事业的贡献。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富豪榜，对于中国富豪缺乏社会责任感的指责之声才变得日趋激烈。而这种激烈因为慈善榜的出现有些“火上加油”的趋势。单纯的财富公开与不单纯的社会慈善义务公开，揭示了中国富豪商人们的两面生活。
但也是这两张榜，让一直被忽略的渝商崭露头角在世人面前。力帆集团掌门人尹明善，三度进入胡润慈善榜，2006年以2300万慈善捐款跻身《胡润2006中国慈善家榜》第34位。隆鑫集团掌门人涂建华，2006年以1650万的捐款成为慈善榜上的新贵，跻身《胡润2006中国慈善家榜》第48位。在他们之前，南方集团董事长孙甚林和宗申集团董事长左宗申也曾在慈善榜上留下重庆商人的身影。2006年，尽管在榜上只有两名重庆商人，但慈善榜上西部一共只入选5名富豪以及西部经济本身就相对欠发达的背景资料，让人无法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作为直辖市的重庆，其经济发展水平似乎不能再被人看作“小弟弟”。在尹明善和涂建华的身后，牵出了重庆官方版的慈善榜，以及一个越加庞大的渝商慈善群体。
而他们的慈善生活，有多少个面所组成？
慈善•责任面
袁志伦：苦过，方知慈善的甜蜜
在重庆市慈善总会发布的《夏季慈善排行榜》上看，捐款71.55万元的博赛矿业集团排名第二位。而整个上半年，博赛矿业集团累计捐款已达131.55万元，在重庆市慈善排行榜中同样排名第二位。
今年8月底，“自己小时尝过艰辛求学苦”的董事长袁志伦看到“为希望续航”的连续报道后，为16名特困新生每人一次性资助3000元。实际上，博赛矿业集团去年就参加了“为希望续航”大型慈善活动，董事长袁志伦还以个人名义资助3名考上厦门大学、湖南大学的特困新生大学四年的所有费用。近几年，博赛矿业集团及董事长袁志伦个人累计资助了31名贫困大学生，直到他们毕业为止。
以下是对他的采访——
刘进（以下简称刘）：在重庆你是最早开始慈善事业的民营企业家，是什么让你做出这个决定？
袁志伦（以下简称袁）：和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有关。小时候家境不太好，差点交不出来学费而辍学。有了这样的经历，我对那些有同样经历的孩子抱有深厚的情感。
刘：所以你捐助的重点就在教育方面？
袁：对。
刘：当你帮助了第一个孩子完成学业时，当时是怎样的感觉？
袁：很激动，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就叫慈善事业。只是觉得自己有那个能力去帮助这些孩子完成读书梦想，为啥不这么做。
刘：博赛矿业集团的慈善事业涉及社会各个方面，但从你个人而言，似乎慈善捐助的重点依然在教育方面，这和你当初捐助第一个孩子时，是否在心态上有所不同了？
袁：随着自己捐助的孩子越来越多，我意识到这不仅是纯粹意义上的个人善举，媒体义举作为了承诺，看新闻的人都知道我承诺要保证这些孩子的学业。我就不能开空头支票必须坚持下去。这种坚持也是作为先富起来的人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吧。
金科：地产业的慈善路更艰辛
在今年重庆市慈善总会公布的《夏季慈善排行榜》上，重庆金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排名首位。如果要检视金科的慈善路，要从1998年开始。8年来，金科集团对各项社会公益事业的捐赠累计7000余万元，投入市政配套设施建设的资金更高达数亿元。今年4月，通过重庆市慈善总会的捐款平台，重庆金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捐资100万，用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董事长黄红云的带领下，从2000年起，金科集团共拿出7000余万支持慈善公益事业。
据董事长黄红云介绍，今年8月，金科向灾区人民捐款20元，用于抗旱抗灾。这些，在金科自己的网站上都能查到详细内容。但吸引记者注意的，是黄红云对“慈善”二字的百感交集。
以下是对他的采访——
刘进（以下简称刘）：在重庆，人们似乎更注意地产企业以外的企业家的慈善行为。
黄红云（以下简称黄）：对。其实不只是重庆，在中国民间似乎都有这样的情况。
刘：原因是什么呢？
黄：（笑）这不好说，也许你自己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刘：作为地产业企业家搞慈善事业，是不是有特别之处？
黄：当然。特别的苦，特别的不被理解。
刘：比如……
黄：金科搞慈善业有8年多的历史了，我们是重庆最早成立慈善基金会的。先后投入在慈善方面的资金超过7000万，这在重庆都是相当少见的。但我们不喜欢宣传，所以外人知道得少。不宣传，是怕误会。怕外人说你打着慈善的名义做免费广告。
刘：尽管这样，但你们还是坚持下来了。
黄：对。不坚持，那才真的是用慈善的名义打广告了。最开始，别人说你是作秀，那我们就连续不断地秀，有时作秀得比广告还频繁。
刘：但在做慈善事业的同时，似乎也不能排除客观上产生的免费宣传的附加值。
黄：当然，我不否定你的说法。媒体报道我们的一些公益慈善事业，确实让我们在那几天出了一下名，但这毕竟是短时间的。日久才能见人心，日久也才能见一个企业从事慈善事业的决心。我不要求每个人都理解我们的做法。但只要我们真的帮助到别人、真的回馈到社会，这个慈善举动，就达到目的了。
一堆数字
80%
企业正是慈善捐助事业的主角。来自民营企业的慈善捐助占到了重庆市慈善总会捐款总额的80%以上。这个被称之为“渝商”的群体，他们多以集体的名义，在助学、五保、助困和救灾等项目上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747万
2006年上半年重庆市共有31家企事业单位向重庆市慈善总会捐款，其中民营企业、合资企业捐款747万元，占捐赠总额的90%。
30万
向每所光彩小学捐款30万元，迄今已捐助修建了这样的小学40多所。而在尹明善的计划中，他将把30万计划再进行100所光彩小学。
2000万
“非典”期间，重庆的民营企业家们捐款1388万元。而在今年遭遇的特大旱灾面前，他们的捐款超过了2000万元。
90％
当重庆的房地产企业纷纷成立自己的慈善基金会时，却遭遇到了来自网络的质疑声：90％的网友直接怀疑地产企业成为慈善基金会的动机。慈善之路的前行，观念的改变首当其冲。
400
来自民营合资企业的700多万慈善捐款，让400多名贫困高三学生不会因缴不起学费而上不了学。捐款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慈善•低调面
中国富人们习惯低调，而渝商们更是把低调发挥到了极致。
当重庆市慈善总会的徐会长得知我们的采访计划时，悄悄提醒到：其中的采访难度很大，相当多的重庆慈善企业家都不乐意曝光，不管是财富数目还是捐款数目，即使能从网络或者相关部门获知一些数据性的东西，但要更深入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也许会遭遇委婉的闭门羹。
幸运的是，我们的采访计划得到了一部分渝商的支持，但与当初野心勃勃的庞大采访计划相比，“低调”，的确成为我们遭遇婉拒后的最大感触。
“在政府网上和我们的公司网站上，有我们历年来的慈善项目记录。”这是采访中我们所听到的最多的话，
拒绝被媒体曝光，即使有许多话想一吐为快，但依然顾虑重重，这其中固然有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从古代起，中国商人便深谙“韬光养晦”、“藏而不露”的处事“潜规则”，并延续到今天，导致许多富人仍然将行善视为“露富”，在更多的时候，他们都保持着“无为”和“内敛”的风格。
但同时，渝商们的低调也有重庆本土现状的原因。“慈善事业建立在经济基础上，重庆大部分企业家还处于发展阶段，只能量力而行。另一方面，企业家在捐款后，反而要被非议为‘动机不纯’。”正如尹明善所言，重庆的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但与沿海相比，整体水平并不高，如果在慈善事业上高调了，反而有吹牛皮之嫌。所以与其用个人名字捐款，不如以企业名义行善，对企业的发展、对自己的隐私保护都有好处。
“有多大的能力，办多大的事。现在重庆多少人具备以自己名义捐款的实力？不如以企业的名义，在目前看来，这是最好的慈善途径。”重庆一位餐饮大腕点出低调的实质：在没有那个能力以前，何必树大招风？企业不仅是掌门人自己的，更是全体员工的。从某个角度看，个人低调，企业高调，更有助于培养全民慈善意识。
一些声音
“我50多岁才开始创业，这个年龄在美国别说创业，找工作估计连保安都当不上。所以像我这样的民营企业家能有今天，是‘七分社会赐予，三分个人打拼’。做慈善事业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还‘欠债’。我的目标是到2010年，向社会捐助100所希望小学。”
——尹明善，力帆集团董事长，“还债”的比喻隐含中国传统思想：富，取之于民，也当还之于民。
“并不止这个数（指胡润榜上所称1650万的金额），我们实际做的，应该更多。排名也许只是一个炒作，对企业高层个人的上榜，我们看得并不重。隆鑫近来的捐款有企业其他人的参与，比如集团在印尼海啸的捐款中，就有企业职工个人的捐款，所以隆鑫热衷公益事业更多是企业回馈社会的行为。”
——陈家昆，隆鑫集团副总裁。与个人上榜的荣誉相比，隆鑫更看重企业集体的力量。
“慷慨符合重庆人的性格。”
——胡润，打造了富豪榜和慈善榜的他如是评价重庆新兴富豪慈善家的上榜。
“在浙江有些地方，一个县的捐助总额就可以上亿元。重庆慈善之路还相当漫长。”
——重庆市慈善总会副会长徐幼琴，在肯定了重庆企业家对慈善事业的贡献时，也指出颇为尴尬的现状问题。
慈善•困惑面
薛方全：为何我们无法踏实？
民生能源董事长薛方全说，在2001年之后的5年时间里，民生一共向社会捐赠了1400万元。但由于其捐赠都是通过直接途径送到受资助人的手中，所以慈善机构无法将薛方全纳入慈善榜。然而薛认为：“捐钱应当是不图名利的，做了这些事情觉得心里比较踏实就行了。”
尽管如此，薛方全还是表达出了他对慈善事业的困惑：慈善事业本是全民性的，为何在普通人眼中，就成了商人的责任？民营企业家的慈善事业为何总是被打上“炒作”“别有用心”的烙印？
以下是对他的采访——
刘进（以下简称刘）：据了解，目前重庆还没有相关的基金会，这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薛方全（以下简称薛）：在我国，基金会创办门槛比较高、税收制度不予倾斜、管理不够科学，这是让基金会这一民间慈善力量难以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刘：除了地域经济不发达和观念落后外，还有什么原因在制约着重庆慈善事业的发展？
薛：在西方发达国家，很多企业和富豪之所以能够大方地为慈善事业捐赠，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从避税考虑。比如，在美国，当善款的数额超过应缴税收的10%，可以减免10%的税款；在中国，这个比例只有3%，而且在实际操作中并未落实。另外，美国的遗产税、赠予税也高额累进——当遗产在300万美元以上时税率高达55%。
刘：中国富人是出了名的怕“露富”，这表现在慈善活动方面是怎么样的？
薛：慈善捐助这样的公益活动无疑也是财富的展示。这样带来的第一个“后果”是税务部门来查税，因为一些地方税务部门的“做派”常常让人不敢恭维；第二个“后果”就是不断地有人“借钱”。“你有钱捐就没有钱借我吗？”。文化方面的东西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改变。
慈善缺位，不仅仅是富人之过
其实，我们过于习惯地把板子打在企业或富豪身上，却忽略了另一个事实：中国90%的公民没有捐过款物，而美国85%的捐款来自民众。统计显示，目前中国有100多家慈善组织，而美国有100万家；中国100多家慈善组织每年募集到50亿元善款，仅相当于GDP的0.05%，而美国同类数字为2.17%，英国为0.88%，加拿大为0.77%。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慈善缺位”不仅仅是企业或富豪的问题，而是社会整体的问题。
所以，在慈善捐助中，尤其是诸如今年重庆的大旱之灾，政府统筹这一怪胎也为中国独有，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中国富人绝对应该回报社会，但他们做得不够，所以需要政府一定程度上的“摊派”与强制；另一方面，捐助是一种社会义务，而不是政治任务，如果慈善捐助成为一种无奈的交差行为，那将是一种悲哀。而对富豪心怀“他们有钱，让他们捐”的心态的中国民众，从本质上让慈善事业背离了它原初的意义。
结语
慈善不是一场行为秀
当单纯的慈善行为被冠以“炒作”、“宣传”的名头，当单纯的慈善捐赠行为需要经历瞻前顾后的思想斗争，中国的慈善事业似乎和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行为艺术有了亲属关系。
小一点的，是站在奖台上捐赠者们手捧画作一般夸张的巨型支票。是否愿意如此曝光于众人前，看捐赠者的表情即可；
大一点的，可以向某艺术家学习搞个“裸捐”，将所有的有形、无形资产，包括自己死后的遗体，全部捐献给中华慈善总会。
被妖魔化了的慈善行为，虽然还是在前进，可其间的热闹却越发精彩。质疑者是否心理阴暗，捐赠者是否真的动机不纯，这些在媒体和富豪榜慈善榜的作用下，都不重要，更不重要的是作为慈善行为人的意愿：他们成了一场被动秀的演员，良好的意愿遇到蹩脚的导演，即使咬紧牙要把戏演上正轨，此时此刻，也逃不了成为社会舞台行为艺术家、遭遇冷漠嘲笑质疑的命运。
在率先富裕起来的沿海地区，富豪们要兼具慈善家的身份，是何等困难，过多的期望带来过重的责任压力，也造成妖魔化的歪曲——指责声中，慈善，成了归属于富人们的义务，指责的人忘记了，这其实是每个人都应该履行的。
所以，当我关注着重庆商人的慈善义举时，也保持同样的小心翼翼的期待：他们，是否能幸运地避过质疑嘲笑的声音，让至少大多数人，或者大多数重庆的父老乡亲都为他们的义举伸出大拇指——我们重庆的，慈善富豪！
并且，我更期待，有一天，渝商们可以成立自己的慈善基金会，可以有人喊出“我捐出所有的身家1000个亿”，而不会遭遇“这是行为艺术吧”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