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应对金融危机的前车之鉴。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在推动经济复苏的同时，又带来通胀预期，或进或退，成为困扰各国的命题。如大萧条时期，美联储采用宽松货币政策，1929—1933年基础货币增加20%，1929—1935年商业票据利率从5.9%降为0.8%，大量资金投向房市和股市，金融资产价格和数量急剧膨胀，通胀率超过10%。刺激政策不但没能成为救助危机的有效工具，反而成为绑架复苏的元凶，1937年5月—1938年6月，工业产值下降1/3，价格回落3.5%，失业率高居19%，直到二战爆发，在大量外国订货和国内军工大发展中衰退才消除。又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日本在1999年实行零利率政策，在2001年3月—2006年3月实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但货币供应增速没有显著改善，融资需求持续10年负增长。1990—2002年，GDP增加5000亿美元，而工业开工率较80年代约低12%，而同期工业制成品存货则高出近20%。若单纯从有效需求角度看，日本超宽松货币政策每年约造成GDP下降3%。
本次世界金融危机政策负向成本不断加大。危机当前，发达国家通过高杠杆率来支持金融机构去杠杆化，纷纷采取宽松政策，造成央行负债激增。以美联储为例，到2009年底资产负债表总规模由2007年6月的近0.9万亿美元升增至超过2.2万亿美元，美联储潜在的资产风险显著增加。同时，各国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赤字问题日益严峻，债务负担大幅增加。过度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相当于政府把分散于各经济主体的风险集于一身。2010年，欧元区总赤字率预计将超7%；美国联邦赤字率10.6%，为二战以来的最高；到2010年2月，各国负债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预计2011年将超40万亿美元。从迪拜到希腊，从欧洲到全球，主权债务问题成为2010年共同面临的首要经济问题，这既是刺激政策延续，推动财政赤字扩大的结果，也反映了各国经济复苏的内生动力不足。若此时各国家退出“次贷危机”下的联合救市行动，前期取得的成果也许将荡然无存。
各国政策调整信号频现。2008年底，IMF预测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1.1%；到2010年初，调高到3.9%，同时调高美国、欧元区、日本预期。在经济复苏声浪中，2009年10月以来，澳大利亚、挪威、以色列、越南相机加息，2010年伊始，中国连续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美联储3年来首次调升贴现率，印度宣布部分退出刺激政策，这些调整被解读为政策退出的开始。持续一年多的刺激政策选择与退出争论，从研究者到决策层，从公众到商界，共识似难达成。
中国调控基点从保增长转向建机制。在外需骤减的形势下，中国及时出台一揽子方案，形成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强大合力，成为“2009年显著增长的唯一主要经济体”，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抵御金融危机的世界舞台上，彰显全球化影响。但是，中国调控成效难掩经济社会矛盾累积。如30年赶超道路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在人均GDP进入3000美元新时代以后，在资源环境压力难以支撑的时候亟待改变；住房、医疗、教育、收入分配、户籍等项改革呼声日益高涨，也成为后危机时代宏观政策调整最重要的约束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