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结束了吗？“人口红利”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大，抚养率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带动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格局。改革开放以来，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成就了中国经济奇迹，据中国社科院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1982—2000年，人口结构变化对人均GDP增长贡献达26.8%；2009年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全球年度人物榜，中国农民工居第二，可见“人口红利”对中国发展之重要。在经济学中，与“人口红利”相对应的是刘易斯拐点理论，当拐点到来就预示着富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行将结束，“人口红利”将异化为“人口负担”。近来，随着“用工荒”愈演愈烈，关于“刘易斯拐点”出现、“人口红利”行将结束的争论不绝于耳。但冷静分析，“人口红利”尚未结束，当前病灶不是供给不足，而是结构失衡。一是劳动力市场总体格局仍是供大于求。如，北京师范大学的新近研究表明，目前国民平均年龄为32岁，至少有10年时间为老龄化做准备；人口峰值为14.2亿－15亿，可能在2027－2035年出现；劳动力人口峰值为8.85亿，约在2012年之后出现，此后劳动力人口逐步下降，到2050年左右降至7.2亿。又如，人保部表示，2010年将新增700万高校毕业生、500万下岗失业人员和1000万返乡未就业农民工，全年需要就业的人员总数超过2400万，按照8%的经济增长速度，供求缺口在1200万左右，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二是劳动力结构性矛盾突出。主要表现在地区结构、年龄结构、文化结构等。如，“用工荒”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发达城市，而广大中西部仍在为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发愁，可谓“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种春风有两般”。又如，人保部发布“部分城市2010年企业春季用工需求”显示，企业招工岗位中近1/3都要求具备一定的职业资格，企业对工人技术水平的高标准与农民工素养的低水平之间存在矛盾。
“用脚投票”开始了吗？“用脚投票”指居民可以自由迁入更好的地区居住，后来被广泛用于形容人们可以自由进行选择。自2002年“用工荒”大规模出现，外界便开始宣称农民工“用脚投票”的时代到来，这种呼声在此轮“用工荒”中愈演愈烈。但是，“用工荒”在某种程度上是“民工权利荒”，只要农民工权利无法保障，“用脚投票”时代便不会真正到来。一是新生代农民工权利意识觉醒。80后、90后农民工约占60%，与父辈相比，普遍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在角色认同、闲暇时间、消费方式等方面有着极强的城市性。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选择在务工城市买房定居。二是农民工平权之路依然崎岖。尽管近年来农民工的工作生活状况逐步改观，但仍是最缺乏保障的弱势群体和介于城乡的“边缘人”。如，劳动合同签订率仍然较低。据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在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就业的农民工，仅27.5%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且13%签订的是空白合同。又如，群体性职业病频发，河北从2000—2008年，累计报告尘肺病超过2.2万例。但目前农民工职业病的鉴定和保障方面存在诸多盲点，农民工合法权益难以保障。去年，河南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凸显了农民工维权之路的艰辛和苍凉。
“产业升级”催生了吗？面对日益严重的“用工荒”，企业不得不提高工资及福利待遇，曾经的成本优势慢慢消失，迫使企业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如，珠三角部分企业加薪幅度在20%—30%，少数企业超过50%。过去依赖低劳动力成本支撑的路径难以为继，提档升级压力日益增大，“用工荒”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积极作用。一是“用工荒”是产业转型的前兆。如，在上世纪60年代，产业工人短缺使制造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模式难以为继，政府不得不采取加快技术进步和促进结构调整等办法加快产业升级。二是“用工荒”助推产业转型。农民工工资持续徘徊在生存线附近是发展低附加值加工贸易的前提，如2005年农民工月均工资约1045元，2009年约1400元，增势缓慢。但随着农民工供给格局逐渐变化，沿海“用工荒”现象会愈演愈烈，将倒逼企业，尤其中小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上向高端不断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