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成都、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先后被中央确定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国新一轮改革试点布局基本完成。
杨庆育认为，中国改革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步，一路摸着石头过河。“联产承包触及的利益主体相对简单，改革见效也比较快，但综合配套改革涉及诸多方面的利益，难度很大。”他说，不管是成渝探索缩小城乡差距，还是武汉探索GDP与环境两不误，每一项探索都是一项系统工程，都是“硬骨头”。
其实，重庆土地流转探索就是一个例子。“这其中存在风险。”杨庆育说，土地流转、允许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后，按《公司法》规定，股份制公司破产要进行资本清算，“届时，农民就可能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
不过，杨庆育坚持认为：“尽管存在风险，但改革探索不能停。问题的关键是，政府应加以引导，让每一项改革的决策和实施都做到规范透明。”
这就需要一个相对宽容的政策环境，这也是杨庆育呼吁中央给予“试错权”的原因。他的理解是，“试错权”是一个包括法律授权、政策支持等内容的综合体系，借此创造一个鼓励改革创新的氛围和环境。
“当然，允许‘试错’并非鼓励犯错。”杨庆育说，任何一项改革探索都应该做好充分调研和论证，要与国家基本法律原则相符。“允许‘试错’的目的在于，用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