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撞门：重庆再担大任
重庆历来是国家战略重心，建国后2次中央直辖（1950年和1997年），3次计划单列（1954—1958、1964—1967、1984—1996年），每一次肩负重大使命，往往在历史的重大时刻，重庆也由此对中国历史进程发挥着重要作用。重庆改革肇端于农村，鹊起于城市。1980年代，重庆抓住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机遇，开始探索大城市带动大农村道路，一度成为中国内陆城市改革开放的策源地。直辖以后，重庆大刀阔斧推进老工业基地改造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的制度创新，建立健全促进新兴直辖市加快发展的体制机制。站在历史新起点，胡锦涛总书记为重庆作出“314”总体部署，国务院出台3号文件和批准《总体方案》，重庆肩负起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国家使命，开始探求破除持续60年的城乡二元结构，再造一条农村现代化的普适路径。
“圈翼”共振：国家区域振兴的下一步
综合配套改革是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新的战略启动点，是推动地区协调平衡发展支点之一。如，天津并非环渤海经济总量最大，但却是一个社会氛围比较温馨的城市，既没有民工潮，也没有民工荒，各种矛盾聚集相对较少。因此，中央冀望把天津打造成环渤海经济中心。为了担当国家重任，天津滨海新区行政体制改革开启大幕，国务院同意把滨海新区升级为一级政府，赋予新区更大的自主发展权、自主改革权和自主创新权。重庆在肩负国家使命中，利用综合配套改革探索了一条有别于天津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道路，加快“圈翼”联动发展和对口帮扶，特别是将“一圈”区县帮扶“两翼”区县的实物量额度量化为地方税收的1%，初具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安排特征。重庆的实践表明，我国实行地区间的财政横向转移支付完全具备可行性，在国家启动新一轮财政体制改革之际，这一新的制度安排有助于优化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有助于构造区域横向利益衡平新机制。
城乡资源对进：重构城乡关系
在西方，借助农业积累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无不在工业化、城市化之后开始反哺农村。30年前，当日本的城市靠着农村的原始积累实现工业化腾飞之后，开始将高速公路、管道煤气、排水系统等修到农村，越来越多的农民转身产业工人。而在中国，城市从农村汲取了数十年财富，城乡差距越拉越大，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呼声日渐高涨，重庆肩负使命，展开了一场“统筹城乡”试验。在面向全球问计求策的基础上逐步理清思路，要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必须将城市的资本、技术与农村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有机结合，使城乡之间的资源自由流动。因此，一方面，引导城市资源下乡，商社集团、建工集团、美心集团、广厦集团等企业将农业产业化与小城镇开发融合，推进三次产业联动的综合性项目，与农村居民共建共享。2008年，市政府确定的10大示范项目，流转利用土地超过4万亩，吸纳农村劳动力超过6000人，带动农民人均增收超过2500元，平均增幅超过67%，为城乡良性互动起到了较好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另一方面，服务农民进城，加强金融危机下的农民工就业动态监测和职业培训，98%的回流农民工实现再次转移，5大类22件实事惠及500万农民工。
改革发展联动：理念到实践的跃迁
经过近30年发展，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新阶段。随着开放纵深发展，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外部挑战趋于严峻。可以说，中国发展模式到了不得不调的关键之期，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适时出台，创造了通过新改革促进新发展的重大契机。如，武汉城市圈争取了一批先行先试重大示范项目，规划建设跨行政区循环产业园区，筹划设立循环经济产业投资基金，获批试点建设全国节水型社会，定为服务外包城市和服务外包人才培训中心，申报综合保税区和综合性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拓展发展空间。重庆发挥试验区效应，中央一揽子计划落地生辉，经济在金融危机下率先复苏；国务院3号文件点石成金，新增部市合作协议12个累计50个，新增世界500强企业12家累计114家，落实中央投入330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