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2月，青年学者王建提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建议，很快影响了决策者的决策，在大小媒体极力宣传“大进大出”、“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鼓动下，对各省(市、自治区)实行了财政、外资、外汇“大包干”；对铁路、石油、石化、煤炭、冶金、有色等也实行了投入产出总承包的全行业“大包干”。与此同时，有经济学家大声疾呼要进行价格改革，“斩关夺隘”。于是，在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消化“两头在外”的真实含意之时，媒体上价格改革闯关的呼声又此起彼伏。
1988年4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当时的国家物价局、商业部决定提高部分粮食、油料的合同定购价格；茶叶、黄红麻、南方集体林区木材继续实行指导价格；苎麻购销价格恢复放开；蚕茧收购价进行整顿；部分产区自行提高了糖料价格或者增加了价外补贴。4月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试行主要副食品零售价格变动给职工适当补贴的通知》。5月份以后，全国彩色电视机实行浮动价格。另外还提高了腈纶毛线、毛腈混纺毛线价格，扩大了食盐的小包装差价。
1988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发行50元和100元面值的人民币。在物价大幅度上涨的情况下发行大面额的货币，极容易给人们造成人民币要贬值的印象，于是许多人到银行提取存款购买商品，力图购物保值。
5月30日至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第九次全体会议，讨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形势问题。会议提出，价格和工资制度改革需要有通盘的考虑和系统的方案。价格和工资制度改革，既要理顺关系、促进生产，又要使大多数群众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会议决定要制定价格、工资改革的系统方案。会后，有关机构提出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
经过前几个月的价格改革和物价调整，到7月份，物价上升幅度已达19.3%，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在这种情况下，根据“特优放开、次优少提、一般不提”的原则，国务院又决定从7月28日起，放开中华、云烟等13个牌号的名烟，茅台、五粮液等13种名酒的价格。与此同时，国家还调整了生产资料价格，对统配煤矿采取若干政策性补助措施，征收了电力建设资金。对渤海湾航区，大连至烟台等7条沿海航线的客票价平均提高40%。从7月20日起，民航国内主要旅游热线在运输旺季，折扣票价上浮到公布票价水平(即国内国外旅客执行一种票价)。7月份以后，纯棉纱价格的上浮幅度由5%扩大到20%，纯棉坯布价格上浮幅度由7%扩大到22%，印染布、色织布价格上浮幅度由原来的10%扩大到25%，市销白布价格允许上浮25%，同时提高了青霉素等26种药品和止血钳的价格，降低了乙胺丁醇等两种药品价格。国家还进行了价格管理体制的改革，将部分商品的价格管理权限由国务院有关部门管理，下放给地方管理。同时，对地方管理的商品价格和劳务收费也进行了一些调整。
8月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会议认为，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少数重点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以转换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实现“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要求。根据各方面的条件和现实可能，此后五年左右的时间，价格改革的目标是：初步理顺价格关系，即解决对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有严重影响、突出不合理的价格问题。会议认为，价格、工资改革实际上是改革的全面深化。这次会议还特别强调：“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充满活力、蓬勃发展的时期。进行价格、工资改革，时机是有利的，尽管面临的问题不少，但克服困难的潜力和回旋余地很大。”
尽管中央一再强调要“采取强有力措施综合治理通货膨胀”，但社会各界已经形成了通货膨胀预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价格改革方案的消息一经传开，群众误以为9月1日物价要全面放开，新一轮前所未有的大幅度涨价即将开始，于是，继4、5月的抢购风潮之后，各大中城市又掀起了一股更为凶猛的抢购风潮。到年底，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和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总指数分别达到18.5%和20.7%。
人民群众对于物价上涨的恐惧心理和由此导致的抢购风潮，成为这次价格改革闯关难以逾越的障碍。面对价格改革的强大阻力，8月30日，国务院召开第20次常务会议，重提“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方针。会议特别申明：价格改革方案中提到的“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指的是经过五年或更长一点时间的努力才能达到的长远目标。会议强调：“目前改革方案还在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之中。明年作为实现五年改革方案的第一年，价格改革的步子是不大的，国务院将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明年的社会商品零售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这次会议，为1988年的价格改革闯关画上了句号。
来源：中国工业报